《明史》卷二十四· 张廷玉
洪武元年，中书省大臣李善长等人奉敕命撰写进献《郊祀议》，大概说：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鉴，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泽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方位。
《周礼，大司乐》中说：“冬至日，礼祭天神，夏至日，祭祀地祇。”《礼》说：“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说：“郊祀是用来明示天道，社祀是用来明示地道。”《书》说：“敢请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时称为地只，有时称为后土，有时称为社，都是祭祀地，则都是相对于天而言。
这是三代的正礼，是解释经典的正确说法。
从秦开始建立四时，用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
汉高祖又增加北时，同时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时，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庙，但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还不曾举行。
魏、晋以后，推崇郑玄的人，主张上天有六个名称，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肃的人，认为天体是一个整体，怎么会分为六个？每年两次祭祀，怎么会有九次？虽然承继变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是参照了这两家的说法。
从汉武帝开始采纳祠官宽舒的建议，在汾阴雎上建立后土祠庙，如同祭天一样举行祭礼。
后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为郑玄被《纬书》迷惑，说夏至日在方丘之上祭祀昆仑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坛祭祀神州的地只，分为两次。
后代又沿袭为每年祭祀两次。
元始年间，王莽奏请废除甘泉泰时，恢复长安南北郊的祭坛。
在正月上辛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从汉到唐，千余年间，都沿袭共同祭祀。
亲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个皇帝而已。
宋朝元丰年间，议定罢除合祭的仪式。
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
高宗南渡以后，只举行合祭的礼仪。
元成宗开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专门祭祀上天。
泰定年间，又合祭。
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应当遵从古代礼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日则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陪从祭祀。
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渍陪从祭祀。
太祖按照他们的提议实行。
在钟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钟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设天下神只坛。
九年，规定郊社祭祀的礼仪，即使有三年的丧期，也不废弃。
十年秋，太祖斋居时因阴雨天气而有所触动，阅读京房灾异的学说，说分别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这年冬至日，因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亲自撰写祝祷文，大意说君王侍奉天地犹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应当分作两处。
于是规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撰写《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规模样式如同南塞。
童京的旧郊祀坛，国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塞靖九年，世宗制定《明伦大典》以后，更深思建立礼制的事，对郊庙供奉的众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礼法，清理订正从前的礼制。
于是问大学士张璁：“《尚书》中说焚烧木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体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说，在祭坛祭祀称为天，在房屋下祭祀称为帝。
而今大祀有宫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没有看见有祭天的礼仪。
况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璁说：“开国初期遵从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共同祭祀。
说礼的人认为，大祀殿下面是祭坛，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坛就是圜丘，众多圣贤相传继承，也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皇帝又训谕张璁说：“夏至、冬至两个至日分开祭祀，是万代不变的礼仪。
而今大祀殿模拟周代的明堂或者还接近，认焉造就是圜丘，其实毫无道理。”张璁就详细述说《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议论的分合异同的话来回答。
并且说祖宗制度已经制定，不敢轻易议论。
皇帝执意想要复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备陈述了所有礼制的沿革来回答。
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稍等待，广泛征选儒臣，商议恢复古代礼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议论将停息。
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皇后躬亲蚕事的典礼。
皇帝因为古代天子在南郊举行躬亲耕种的典礼，皇后在北郊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刚好与先前所讨论的郊祀礼密切相关，因此令张璁告诉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见。
于是夏言上疏说：“国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坛的从祀，举行典礼不是在夏至日而是在初春，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应当令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经》所记载的有关郊祀的文字，以及汉、宋诸儒士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开国初期分别祭祀的旧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这是中兴的大功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谴责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狠狠地责备了他们。
于是敕命礼部令群臣各抒己见。
并且说：“王汝梅等人举出《召诰》当中说郊祀用两头牛，认为已经明白显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两头牛，是一个上帝，一个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头牛。
又有人认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拟为夫妇共同享用祭牲。
这些言论，亵渎轻慢太严重。
又有人说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没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说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的祭祀地祇。”张璁因此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当时詹事霍韬十分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别祭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王莽贼子伪造经典，不足以引为根据。
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记载得尤为详细。
《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实柴、杠燎的礼仪，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诟辜的礼仪。
《大司乐≥记载冬至日，陆地上圜丘的制度，称为礼祀天神；夏至日，水泽中方丘的制度，称为礼祭地只。
对天地分开祭祀，已经有久远的来历了。
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丘祀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则。”而今众人议论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说法其实是从王莽开始的，漠以前都主张分祭，并且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
宋代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问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共同祭祀，而最终不能再改变，是因为郊祀的开销，每每用尽国库的储备，因此就节约减省一些而已，并不曾因为分祭不合乎礼仪。
而今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惧怕。
然而他们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制，是不能更改的，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最初礼制，是可以恢复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能够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作，是应当遵守的。
况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礼仪中正确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从祖训，并没有别的道路。
《周礼》一书，朱子认为是周公辅佐盛王而作，为后代作榜样，用意最为深刻切实，怎么可以诬枉为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共同祭祀以后配祀地，事实是从王莽开始的。
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何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说呢？于是礼部总结了群臣对郊礼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对待既成制度及时不可为言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焉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共同祭祀而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众人的议论。
分别祭祀约道理，合乎古代的礼仪，但祭坛的建造，工程浩大。
《礼》中说，在房屋中祭祀称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宇中受祭。
应该仍旧在大丰堑璧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用来专门祭祀皇地祇。
既没有开工建造祭坛的劳役耗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谕令应当遵从皇祖的旧制，在祭坛上露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两个至日举行祭祀礼。
夏言就上奏说：“南郊共同祭祀，沿袭已久，朱子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
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得上建立了经天纬地的功业而不会违背了。”不久命户、礼、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风水选择地址。
南天门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说旧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袭用。
礼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说：“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应当在地势高而宽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对天地神灵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应当清净隐蔽，以便尽到祭祀的诚意。
两次祭祀时间意义不同，那么殿坛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
请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势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说“可以”。
于是修筑圜丘，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确定下来了。
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旧图考》进献。
旧礼，是太祖制定的。
新礼，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有关部门商议配祀的事情。
太祖谦让不允许，亲自写下祭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据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独臣不敢，是因为功业尚未完成，朝政国事尚有阙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东南部有声响，雷火焚烧了船只击毁了殿吻，我朝夕谨慎警惕，惟恐没有什么来接续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轻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灵与上天相通，上帝如果问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马上奏上帝面前，善恶都不要隐瞒。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领百官恭敬拜谒宗庙，祭告成功的大礼，以便共享上帝的赐福。”第二年夏至日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配祀。
太祖坚决不答应。
一再请求。
纔说：“等到庆阳平定，再商议。”八月，庆阳平定。
十一月冬至日，群臣又坚决请求。
于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办理。
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说：“太祖受命于上天，兴起创建帝业。
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圣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说，‘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远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日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及灵座，请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并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经书旨意，不能说没有疑问。
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当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当之。”礼部大臣会集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轻易改动。
皇帝降下敕谕，希望在两个至日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别配祀，在礼法上不妥当，并且抄录了仁宗撰写的敕谕和告庙文进献。
皇帝又命在东阁会集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众先圣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没有并列的嫌疑。
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总之都是上天，那么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阙失一个。
臣等私下认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当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终因为并配不符合礼法，谕令内阁大臣商讨。
张璁等人说：“《礼》说：‘有就要进行，没有人敢废除。
’所有祭祀都是这样，何况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与明堂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可以分别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日行报礼而太宗不参与，孟春行祈礼而太祖不参与，心中确实有所不安。”皇帝又回复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
天只有一个天，祖先也祇有一个祖先。
因而大报上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吗？然而开辟天下基业，本来是从高皇帝开始的。
如同周的王业，实际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后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当时并未听说争辩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议论。
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个祖先。
后儒穿凿附会，把郊、丘一分为二，又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的义理。
以致唐、宋变乱古法，纔有二祖并享，三帝并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从此前的敕旨。”皇帝回复说：“礼部大臣此前引证太庙中没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实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这说法不妥当。”仍旧命进一步商议。
于是礼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虽然是祖制，寅际是今天的新创举。
请求依照圣上谕令，都供奉太祖单独配祀。
至于大祀殿则是太祖创建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里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应当仍旧奉二祖共同配祀。”于是按照拟定的建议实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这之前，皇帝实行散斋四日，致斋三日。
祭祀前两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视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陈列摆放好。
祭祀当天，清晨车驾到达祭祀时休息的大帐篷，太常卿奏请中庭戒严，皇帝穿戴衮服冠冕。
奏请警卫宫禁，皇帝进入就位。
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
赞礼宣唱燔柴，郊社下令点火升烟，在燎坛燔烤整头牛犊。
赞礼宣唱请行礼，太常卿奏谙主管官吏妥善准备，奏请进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礼，皇太子及在位官员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进献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赞唱道：“在此之前斋戒，此时奉祭，加倍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插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坛。
太常卿赞唱道：“神明在上，仪容庄严肃穆。”从正南陛登坛，协律郎举麾奏《肃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插上玉圭，备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举行初献礼。
皇帝到爵洗位，插上玉圭，洗涤酒爵，擦干，把酒爵交给执事官员，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插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齐，把酒爵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
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插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读祝官捧祝祷文跪着朗读完毕，皇帝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亚献，酌醴齐，音乐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终献，酌盎齐，音乐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仪程与初献相同，但不用读祝文。
赞礼宣唱饮福酒受胙肉，皇帝登坛，至饮福酒位置，行再拜礼，跪下，插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后的福酒跪着进献，太常卿赞唱道：“只有这酒肉，是神的恩赐，赐给你福禄吉祥，天下同沾恩泽。”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饮福酒，把酒爵放在土台上。
奉胙官捧祭肉跪着进献，皇帝接受祭肉，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撤除俎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执掌祭祀的官员撤除俎豆。
赞礼宣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礼，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祝官捧祝，奉币官捧币，执掌祭祀官取仆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与燎祭，皇帝到达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请礼毕，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严。
洪武二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仪程相同。
祇是在迎神后痉埋毛血，祭祀完毕，奉祭牲祭帛祝文仆食掩埋，与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仪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进奉祭牲、三献，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礼也是这样，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规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后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日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庙进香三天。
再过一天，御驾前往仁祖庙，告请配享。
行礼完毕，回到斋宫。
洪武七年，废除中庭戒严、警卫宫禁及赞唱上香的繁琐礼节，定为十二拜礼。
十年，改变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进献祭牲、三献，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余都遵照旧仪程。
嘉靖八年，废除各庙焚香礼。
九年，恢复分别祭祀的制度，礼部进献大祀圜丘仪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请视察祭牲。
然后奏请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献祭品。
祭期前五天，锦衣卫准备跟随朝驾，皇帝前往看养牺牲的地方视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庙告祭。
祭期前四天，驾临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规进献铜人。
太常博士到文华殿请太祖祝版，等候皇帝亲自填写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庙，恭请太祖配祀。
皇帝回来换去衣冠，驾临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两天，太常光禄卿奏请视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亲自填写祝版。
祭期前一天罢朝，锦衣卫预备法驾，在奉天门设版舆。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庙，乘车舆前往南郊，从西天门进入，到昭亨门外下车。
礼部太常官引导从左门进入，到称作内堰的内矮墙。
太常卿引导到圜丘，恭视祭坛神位，再到神库视察篷豆祭器，到神厨视察祭牲完毕，仍从左门出，上车到斋宫。
分献陪祀官叩头觐见。
礼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请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当天，三鼓时分，皇帝从斋宫乘车到称作外蜡的外矮墙神路的西面，下车到神路东面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完毕，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两侧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从左灵星门入内。
赞对引官引导前衍到内堪，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自办自己职责内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从燔柴、迎神到礼毕，仪程完全照旧。
到休息的大帐篷换下衣冠，礼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斋宫，稍作休息。
起驾回宫，前往太庙参拜完毕，回宫。
下诏如同拟定的仪程进行。
第二年，规定方泽祭祀仪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请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日期，礼部太常官一同请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完毕，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庙。
其余都如同圜丘仪程。
这年十月，皇帝将要举行郊祀礼，谕令礼部尚书夏言想要亲自举行奉安礼。
夏言就草拟了仪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选捧神位牌的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陪殿大臣两员，撰写祝文，预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
前一天举行告祭太庙礼，在奉天殿设神舆香案，在泰神殿设神案两张，在东西配殿设神案两张，在丹墀正中设香案一张，在圜丘左门外设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当天拂晓，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
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从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车中，到圜丘泰神殿门外。
皇帝乘车到昭亨门，礼官引导至泰神殿台阶下。
执事官到神舆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龟中。
皇帝纔到香案前，按照仪程举行三献礼。
礼毕，退出来到临时休息的大帐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回宫。
皇帝听从了，但命令行礼时穿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加上礼部堂上官四员。
十一年冬至日，尚书说，在此之前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对风寒没有准备。
于是采用《礼书》天子祭祀天张设大帐篷、小帐篷的说法，请求“建造黄毡御帐驯、帐篷。
每次大祭，有关人员跟随。
遇上风雪，就张设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礼，而上下祭奠进献的事就由太常执事官代替”。
下令写为定制。
明朝初年不曾举行祈谷礼。
世宗时，重新确走二祖分别配祀的礼仪。
因为众臣坚决请求，纔允许在大祀殿行祈谷礼，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开始在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礼。
行礼完毕，皇帝内心终究认为不妥当，谕令张璁说：“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决不能垂法后世。
以后大报与祈谷礼，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亲自撰写祝文，重新订立仪程，改在惊垫节，礼仪比大祀礼稍微降低，供献的帛减少十分之一，不设从坛，不燔柴，写为定制。
十一年惊垫节，皇帝生病，不能亲自行礼，就命武定侯郭勋代替。
给事中叶洪说：“祈谷、大报，祭祀的名称不同，但同样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没有不亲自行礼的。
成化、弘治年间，有别的缘故，宁可推迟到三月。
因为郊祀礼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请求等到圣上身体康复，改换占卜吉日行礼。”没有听从。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内的玄极宝殿行礼，不供奉配祀，于是成为定制。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先农坛亲自行祭，接着耕藉田，就是祈谷礼的遣意。
而今两次祭祀都在春季举行，未免繁琐。
并且玄极实殿在禁宫内，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应当罢除祈壳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礼。”听从其请。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灾害以及非常变异，有时亲自祷告，有时在宫中露天之地祭告，有时在奉天殿的台阶上祭告，有时派遣官员祭告郊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的礼仪。
嘉靖八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写的祝文，亲自在南郊及山川坛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坛。
穿戴浅色衣冠，不陈设仪仗，不肃清御道，都不设配祀，不奏乐。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台阶上举行大雩礼。
夏言说：“按照《左传》记载‘苍龙出现就举行雩祭’。
大概四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为百谷祈求雨露滋润。
《月令》上说：‘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礼乐，于是命百县举行雩祭，祭杞对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祷庄稼丰收。
’《通典》上说：‘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坛称为雩，在南郊之旁举行荣祭。
’先臣丘浚也说：‘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筑祭坛祈雨。
后世这一礼仪没有流传，遇上旱灾，就请异端邪说的人举行祈祷祭祀，不求用诚意去感动上天，而以法术相要挟，诬枉太厉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择地建造雩坛，孟夏后行礼。
臣认为孟春已行祈谷礼，如果从二月至四月，晴雨时节和顺，那么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为举行。
如果雨期推迟，陛下就亲自祷告。”于是在圜丘坛外泰元门的东方建造崇雩坛，形成制度，年成干旱就举行祷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说：“古代大雩之祭，命乐正演习盛乐、舞皇舞。
藉音乐舞蹈的和谐，激发天地阴阳之气。
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乐停止之时，演奏《云门之舞》。
仍旧命儒臣总括《云汉》诗词，谱写《云门》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云门》，是帝尧的乐曲，《周官》记载用来祭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的意思。
并且请求增添数阙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执羽毛，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蹈，乐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仪程，比照祈谷礼。
又说：“大雩是祀天祷雨的祭祀，凡是遇上干旱，礼部在春季末期奏请举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靖十七年，亲自在祭坛祷告，穿青衣，用一头牛，熟食祭献。
明朝初年没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辞官归居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说：“孝敬没有什么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什么比配天更大的。
恳请恢复古礼，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为宗，以配祀上帝。”下发礼部集体商议。
尚书严嵩等人说：从前伏羲、神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建造明堂。
继后夏后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详备。
圣王奉事上天，如同儿子事奉父亲，血统尊重而感情亲切。
因而规定为一年享祀的礼仪，冬至圜丘祭，孟春祈谷祭，孟夏雩坛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来表示尊显。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亲近亲人。
今天创建新制度，难以借鉴古法，关键在于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禁城的东南方，正好对应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举行更为妥当。
至于配祀的礼仪，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上帝，如同人成形于父亲。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亲配祀，取万物成熟季节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肃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这是主要依据亲缘关系。
宋钱公辅说：“郊祀之祭，由开拓封疆的祖先，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继嗣的君王，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当时司马光、孙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辩论，程、朱大贤在下倡议，这是主要依据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应当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这两种说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论，则太宗重新建设国家，功德与太祖相符，应当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亲绿论，献皇帝，是陛下的亲生父亲，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由献皇帝配祀。
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
皇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在奉天殿举行，配祀的帝王务必要有个统一的说法。
皇考称宗，有什么不可？再商议上奏。”于是户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更周详的。
《孝经》上说：“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说：“尊敬父亲莫大于配天，周公就是这样做的。”论者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功德，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亲，因而引用来证明圣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
不是说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亲配天，然后纔称为孝。
否则，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礼是为成王而设的，对于周公来说是尊父，对于成王来说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权归还之后，没听说成三因为尊父的原因，废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换作武王。
后世祀明堂的，都以父亲配祀，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义，违背了先王的礼法。
从前有人向朱熹请教：“周公之后，应当以文王配祀呢，还是以当时帝王的父亲配祀？”朱熹说：“只当以文王配祀。”又问：“继承周的天下的又怎么样？”朱熹说：“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后来祇是被尊父的说法迷惑错乱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祀，不专门由父亲是明白的。
而今礼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错误，不举证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滥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为论据，说的都是什么啊！即使这样，丰坊明堂的提议，虽然不可听从，但明堂的礼仪，则不应当废除。
而今南、北两郊都主张尊敬亲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亲近亲人的意义纔具备。
自三岱以来，郊天与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与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两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独独没有配祀，遭是仪制典礼的欠缺。
因此今日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后我朝的典礼纔完备。
皇帝发怒，逮捕唐胄关进钦犯狱。
严嵩这纔又召集朝臣，先商议配帝的礼法，说：“考证季秋万物成熟的意义，尊父配天的论说，应当供奉献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请求供奉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时配祀。
皇帝听从了献皇配祀上帝的请求，但拒绝了文皇配享的提议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为称宗的礼仪，召集文武大臣在东合商议，说：“《礼》称：‘祖有功，宗有德。
’解释的人说：‘祖，是始祖。
宗，是尊。
，《汉书》注焉：‘祖被称为始，开始接受天命。
宗被称为尊，是有德可尊。
’《孝经》上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肃注为：‘周公对于文王，尊亲而祭祀他。
’这是宗尊的说法。
古代，天子有七庙。
刘歆说：‘七，是常规法则，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预先定下数目。
宗不在七数之中，是有变化。
’朱熹也认为刘歆的说法对。
陈氏《礼书》说：‘父焉昭，子为穆，而有一定的数目，是礼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没有一定的成法，是道义。
，这是宗没有定数的说法，礼法是因道义纔兴起的。
而今援引古义，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显的名声，在天上秘密佑护，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圣子神孙，传授不绝，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广布，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应当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迁的宗庙。”皇帝因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庙，留在宫内不下发。
于是假设臣下奏对的口气，作《明堂或问》，拿给宰辅大臣看。
大概说：“文皇是远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应当由父亲配祀。
称宗虽然没有定说，尊敬亲人崇奉上天，按道义应当进行。
既然称宗，就应当柑太庙，难道有太庙中没有四亲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当的言论，尊崇私亲，心中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不能杜绝朝廷大臣，于是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的庙号为成祖。
当时没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于是在玄极宝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献皇帝配祀。
殿在宫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旧名钦安殿。
行礼完毕，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贺，如同郊祀庆贺礼成的仪式。
皇帝因为大享初次举行，命令在谨身殿赐宴群臣。
随后因为脚病没有驾临，命群臣不要贺礼。
礼官上表奏闻，撤销宴请，令光禄寺分别发给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礼仪典章，与郊祀同时进行。
以前因为享地没有确定，特地在玄极宾殿行祭，朕诚意未尽。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的处所，去年已令有关官员撤除。
朕自己制作了图样，建造为殿，恭奉进名称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于是规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
第二年，礼部尚书费案因为大享殿将要竣工，奏请皇帝定殿门名称，门为大享，殿为皇干。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礼仪仍在玄极宝殿举行，派遣官吏行礼成为常规。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我朝大享之礼，从皇考举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从皇上看来，则睿宗为皇祖，不合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皇帝听从他们的请求，罢除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改为钦安殿。
嘉靖初年，沿袭先朝旧仪，每天宫中举行拜天礼。
后来认为太泛滥，罢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圣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礼。
既已确定了郊天祭祀，就罢除了冬至的祭礼。
只有元旦、圣上生日在玄捶童扬行礼。
隆庆元年元旦，命令宫中拜天，不用在外举行祭祀，祭品也不从太常寺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