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杜弼传唐代 · 李百药

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氏，小字辅国。自序说，本是京兆杜陵人氏，弼曾同邢邵扈从到东山，两人一起讨论名理问题。邢认为人死再生，大概是画蛇添足。弼回答说：“一般说来，人死为归无，没有了再生的力量。当然啦，物未生之前，本来也是无，无而能够有，不应怀疑。因为前生出后，这有什么奇怪？”邢说：“圣人设立教令，本是为了劝奖，故让民众警戒将来，希望能够成就自己的品性。”弼说：“圣人合德天地，齐信四时，言语为经，行动为法，还说以虚示物，以诡劝民，与鱼腹之书相同，和凿楹之诰有异，怎能让北斗星生光，龙宫藏宝？就像你讲的那样，福果然可以熔铸性情，光大风教，益处之多，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这是真正的教化，为什么说不是实在的？”邢答：“死又可以说成‘澌’，讲的是精神尽了。”弼问：“你所说的澌，就像将箭全部射出，手中再也没有了。《小雅》说‘没有草能够活过冬天’，《月令》也云‘所有的草死了’，动物植物虽有区别，也属于这一类。无情性的花卉，尚可以再生，饱含灵气的物事，为何不能重造。假如说草死还有种在，那么人死也有意识存在。看不见意识、种子，就认为是无。神借助形表现，也不能自己看到自己，离朱的眼睛最好也无法瞧见。虽然蒋济看人的眼睛，能够察觉到是贤是愚；钟子期听曲，觉察到山水也有了情感。这乃是精神的巧妙，岂能说是精神的本体？就像玉帛不是礼，钟鼓不是乐，依此而推论，其意思就很明确了。”邢又说：“季札讲‘无不之’，也言‘散尽’，如果重新聚合而为物，就不能讲‘无不亡’了。”弼又道：“骨肉不入黄泉，那么魂气就‘无不之’了。这便是形坠魂游，去了而不是尽。如鸟出巢，如蛇离洞。因为还有，所以无所不至；若令没有，又将往哪里去？延陵有察微的本领，知道神不随从于形；仲尼发出习礼的感叹，赞美神与形的区别。若允许扩张的话，那么人人都是季札了。不说是高论，坚持此点就是无。”邢道：“神依附于人体，就像光离不开烛，烛烧完光也就熄灭了，人死，精神也就灭亡了。”弼说：“前儒旧学，常讲这样的话，群疑众惑，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可以说是辨别的人不精明，思考的人不专一。我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可以核实。烛因本体而生光，本体大光也大；人则是神不系于形，形小神却不一定小。因此仲尼的智慧，一定比长狄高；曹孟德的雄武，远远地超过了崔琰。神对于形，就像君王拥有国家。国家是君王统治的，但君王却不是国家生出来的。不与它一同生出来，怎么能够一块灭亡？”邢问：“舍此往彼，生生常在。周、孔自当与庄周鼓缶一样，和桑扈循歌相同？”弼答：“同在一树荫下歇息，还有即将告别的悲伤；穷尽车辙印而游玩，也会在中途发生感叹。何况是联体同气，变化成了别的东西，符合心意的事情，对智慧有何害处？”邢说：“鹰变成鸠，鼠变成如鸟，黄母变成鳖，都是有生命之类的东西。类化而相生，就如光离开了此烛，又去点燃了彼烛。”弼说：“鹰没有变化成鸠时，鸠是没有的。鼠未变成如鸟前，如鸟是没有的。既然不是两种东西同时都有，怎么可能两相对立？光离开此烛，能够点燃彼烛，神离开此形，则寄托于彼形，那有什么两样？”邢说：“想让土化成人，树木生出眼鼻，造化神明，不当这样。”弼说：“腐草中飞出流萤，朽木中爬出蝎虫，如果不是造化，那又是什么致使出现这种现象呢？”

　　之后又给邢邵写信说：“立言明理，当据经典，违儒背佛，只有君子。如不法圣，物各有性，马首欲东，谁人能御？为什么取于适中，怎能贵于得一。逸韵虽然极高，但管见也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前后来往了许多次书信，邢邵被杜弼驳倒了，因文字太多我们不准备抄录了。

　　又以本官行郑州刺史事，还没有动身上路，就被家客告发谋反，收押监狱，审查不实，很久才受宽大。弼因此再也不朝见皇帝了。不久又由于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拖延时间受到牵连，与寺官一同遭郎中封静哲的起诉。事情已向皇帝作了报告，显祖发火，于是把弼流放到了临海镇。这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南北响应，临海镇被贼帅张绰、潘天合等人围攻，弼带领全城军民奋起抵抗，终于保全了城池。显祖得报，给予嘉奖，敕弼行海州刺史事。海州就是他的流放州。在海州奏请修通陵道和韩信的旧道。又在州东沿海筑起长堰，对外拦截咸潮，对内导引淡水。帝敕令一同办理。转任徐州刺史，未赴任，又拜胶州刺史。

　　弼儒雅宽厚，尤其通晓吏职。在官清洁，被吏民怀念。喜好玄理，年龄越大越是专一。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之为《新注义苑》，同在社会上流行。弼性格率直，前在神武的霸朝，对高祖多有匡正。显祖为丞相后，弼位在僚首，初听揖让之议，还有谏诤。显祖曾问弼：“治理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人？”答：“鲜卑是车马客，当用中国人。”显祖认为弼的话是讥讽。高德政执掌大政，弼不想屈居其下，就当着众人的面折损说：“黄门在帝的前后左右，为什么闻善不惊，却喜欢削减抑压？”德政极其愤恨，多次说弼的坏话。他又令主书杜永珍秘密上书，说弼作长史时，受人好处，大操婚嫁之事。显祖内心不满。弼依仗着自己的旧臣身份，向帝陈请公事。天保十年(559)夏，帝借饮酒之机，清算他的过失，于是便派人赴州诛杀了他，时年六十九。帝觉察到这样处理不妥，马上派驿马追赶，却来不及了。长子蕤、第四子光，流放临海镇。次子台卿，先徙东豫州。乾明初，几人一同得令返回邺城。天统五年(569)，朝廷追赠弼使持节，扬、郢二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扬州刺史，谥文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