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闱史》第五十三回· 许慕羲
第五十三回进图画郑侠谏主咏诗句苏轼贬官话说王安石逐去了正人君子，满朝都布置了他的羽党，自然可以任意而为，更加狂妄，竟将太祖所定的更戍法，也改为保甲法、免役法；又更定科举法，专用经义策论考试，废去诗赋，令士子于诗、书、易、《周礼》、《札记》及《论语》、《孟子》，专治一经。考试分为四场，头场考专经，二场兼经大义，共十篇；三场论一篇；四场策问三道；礼部试加两篇；殿试专考策，限千字以上。考中者，分类五等：第一、第二等，均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
次年苏轼放了主考，因为安石常劝神宗，独断专任，他便出了个策题，是“晋武平吴，独断而胜；苻坚伐晋，独断而亡。
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之子而败，事同功异。“命考生各抒意见。安石知道，大觉大怒！暗令御史谢景蕴，诬奏苏轼，从前丁忧回西蜀时，沿途乘舟载货，商贩牟利。诏旨经过各处地方捕拿篙工舟子讯问，毫无影响。苏轼自请外调，乃命通判杭州。到了熙宁七年，天气亢旱。从去年七月，至今四月不雨。 神宗不胜忧虑！召见宰相，欲将不好的法度，尽行停办。安石道：“水旱偏灾，乃是常有的事，只要略修人事便了。”神宗蹙然道：“朕正恐人事未修，所以如此。
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嗟怨，自近臣以及后族，无不说是弊政，看来不如罢免为是。”
参政冯京，亦应声道：“臣亦闻有怨声。”安石愤然道：“士大夫不得逞志，所以訾议新法。冯京独闻怨言，便是与若辈交通往来，否则臣怎么没有闻知呢？”神宗默然。安石、冯京，各各挟恨而退。 未几，神宗即下诏求直言。诏中痛责自己，语甚沉痛，相传为翰林学士韩维手笔。这道诏书传出去，有个福州人郑侠，本为安石所提拔，新由广州司法参军任满入京，升为监安上门，先去面见安石，力陈新法不便。安石不理。现在见了求言诏书，便把沿途所见百姓困苦情形，画成十二幅《流民图》，连同一道请罢新政的奏章呈上去。岂知门上閤早已得了消息，不肯递进，退了回来。郑侠无法，只得假说有紧急秘密军情，发马递送到银台司，转达御前。
神宗拆开观看，见是十二幅《流民图》，另外有个夹片，上面写道：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槁，五种不入，群情惧死。
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官。
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巳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闻毕，已觉侧然！又打开图来看时，画的都是东北一带正遇荒年，再加上追呼紧急，一班百姓在风沙困顿之中，扶老携幼，奔走号哭。有的一身疮疡，面黄肌瘦；有的身上衣服，七零八落；甚至裹些芦席稻草；有的在那里掘草根树皮，当饭充饥；有的带着脚镣手铐，还有几个差役，恶狠狠的赶着乱打；有的拆下自己住屋的木石材料来卖了偿还官帐。郑侠的画法，本来传神维肖，直将那些流民呼天不应的神情，绘得活现纸上，就是铁石人看了，也要流泪，何况神宗原是爱民的皇帝，当下翻来覆去，把画图看了又看，不住的短叹长吁。看完了，将图卷好，收在袖内，带进宫去，这一夜哪里还合得眼！
次日黎明，特颁谕旨，命开封府，酌收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裁减熙河兵额，诸州体恤民难，青苗免役，权息追比，方田保甲，并行罢免。
这诏一下，百姓尽皆欢呼相废，那上天却也奇怪，顷刻间兴云布雾，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顷盆而下，农田一齐沾足。宰相等都进朝叩贺；神宗便把郑侠的《流民图》，取出与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来奏报。群臣没有话说，只是免冠叩头。
王安石又施出老法子来，连章求去。一班狐群狗党，知道神宗忽然有这番举动，都是郑侠弄出来的，莫不咬牙切齿，把他痛骂。曾布想了一会道：“我们在背后骂他，有甚用处。他擅发报马，应该有罪，何不借此处治他，以泄愤恨呢？”众人同声称是。安石忙下剳子，将郑侠拿交御史治罪。一面由吕惠卿、邓绾进宫，向神宗说道：“陛下废寝忘餐，宵旰勤劳，创行新法，何等艰难，如今听了一个狂妄无知的人将前功尽行废弃，岂不可惜么？”说着，都向着神宗哭泣起来。神宗见二人哭得可怜，心中不忍，忙安慰他们道：“这新法是朕排除异论，竭力施行，好容易才有这个样子，岂肯废止。朕不过暂时缓行罢了。你们既有爱国之心，可赶紧办去，第一叫王安石不要求去才好。”吕惠卿道：“陛下仍行新法，安石自然不去。”说罢，告辞而出。
从此，非但新法仍旧举行，吕惠卿和王安石，又想出一法，名为“手实法”，比免役钱更加骚扰百倍。几百物件，都由宫中定了价钱，然后令人民将家中所有的田地房产，资财货物，以及牲口等项，都照价计算，自去报官。若是生财物件，比自用物件加五倍计算，有敢隐匿的，许人告发，以三分之一充赏。
报告的款式，都由宫中印好，只要去领来填写。一县之中，挨门逐户，都报齐了，然后由县官按照价值，定列高下，分为五等，通盘计算，把这一县应缴的役钱，按数摊派。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百姓无可躲闪了。奏入，奉旨照行。从此非但尺椽寸土，都搜刮干净，便是一只鸡，一只狗，也不敢隐瞒。 试想那些小民还能存活么？吕惠卿的条陈，本来说灾荒五分以上的地方，不在其列。那荆湖按察使蒲宗盂上言道：“这种良法，何必等到丰年方才施行。请旨饬下有司，不问丰凶，即日照行。”因此，民更不聊生了。可怜四海骚扰到这个样子，宫禁内外，莫不知道，只瞒着神宗一人。
这日，神宗到太皇太后宫中问安，太皇太后乘间说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从前先帝在日，我有闻必告，先帝无不察行。今亦当效法先帝，以免祸乱。”神宗道：“现在并无它事。”太皇太后道：“免役、青苗诸法，民间很感痛苦，何不罢除。”神宗道：“这是利民，并非苦民。”太皇太后道：“恐未必然，我闻各种新法，作自王安石。安石虽有才学，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如果爱惜安石，不如暂令外调，较可保全。”神宗道：“群臣中惟安石一人能任国事，不应令去。”
太皇太后还思驳斥，忽有一人入言道：“太皇太后的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神宗视之，乃是胞弟昌王颢，不禁怒道：“是朕败坏国事么？它日待汝自为可好？”昌王不禁涕泣道：“国事不妨共议，颢并不敢有异心，何至猜嫌若此。”
太皇太后亦为不欢，神宗自去。过了几日，神宗又复入谒。
太皇太后流涕道：“安石必乱天下，奈何？”神宗方道：“且俟择人代相，把他外调便了。”安石自郑侠上疏，已求去位，现在得了这个风声，求退益力。神宗乃令荐贤自代，安石荐了两个人，一个是韩绛，一个是吕惠卿。神宗遂令安石出知江宁府，命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韩、吕两人都是安石一党，自然谨守安石的成法，绝不改变。时人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两人听了，非但不恼，反觉得意。
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加激动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汇呈进去。如魏征、姚崇、宋璟，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称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那吕惠卿得了消息，如何不气，遂参劾郑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璪，也迎合吕惠卿，刻奏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因此获罪，罢谪英州；冯京亦罢参政，出知毫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安石意见不合，亦斥吕惠卿为佞人，也坐与郑侠交结，放归田里。 吕惠卿本是个狡猾小人，与韩绛在中书处，互相嫉妒，时常因事争执，又因自己已为辅臣，地位稳固，惟恐安石再来，处处想谋害安石，凡可以杜绝他来路的法儿，莫不做到。却巧蜀人李士宁，自言能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竟要借此兴狱。幸赖韩绛暗里维护安石，从中阻挠，将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韩绛恐吕惠卿先发制人，连忙密请神宗，再用安石。 神宗亦复记念安石，即召他入朝。安石奉诏倍道前进，七日入京，晋见神宗。
神宗见面，便问一年来卿有何著？安石忙将注释的《诗经》、《书经》、《周礼》，呈上奏道：“臣奉命设经义局，督同吕惠卿及臣子王雱，加紧撰述，现在先成了三部，请陛下御览。”神宗略看了一看，下诏颁布天下学宫，名为“三经新义”，以后士子应试，都要以此为主，不许再有杂说；又奖叙著述之功，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是现任首相之子，不得不假意推辞，奏章上去，吕惠卿在旁劝神宗批准。
原来王雱为人，阴险刻薄，比安石更甚。却很有才气，十几岁上，已是著书立说，动笔万言。因见父亲所用的都是少年新进，屡次想出来做官。安石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不便推荐，想把名气弄大，由神宗召用。王雱急于出仕，如何耐得，求着父亲，说是经筵一职，与政治无关，可以做得。安石便荐为崇政殿说书，后来又兼了经义局修撰，好容易修成了书，满拟可以青云直上，岂知又为惠卿所阻。安石父子，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个吕惠卿恨如切骨，没有一刻不图报复。恰巧御史蔡承禧，参劾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行奸。惠卿居家等候消息。王雱趁此机会，暗唆中丞邓绾，再上一本，把惠卿挤倒。
那邓绾因为安石罢职的时候，曾经附和惠卿，深恐安石怀恨，正要找件事情见好于他。遂即想出一个贪赃枉法的大题目上了一本，说惠卿之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缗，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均分。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审讯，一时却找不出什么真实证据，先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由邓绾劾他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那华亭县张若济与惠卿之弟押在监狱。过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雱前来细问，王雱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王雱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录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
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
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尝《咏青苗》道：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道：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道：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首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
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
‘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说他确有不臣之心，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吹毛求疵。”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 每有宴会，谈笔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