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注史记》第八章 太史公书名考· 司马迁
陈 直 撰
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传》，谓《史记》名称，始于王肃，心窃以为不然，忆余一九四一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闲暇，辄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讞，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李皋先生所共知，其东海庙碑碑阴，延笃《史记音义》、《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四种，则余所发现，他如蔡邕《独断》、荀悦《汉纪》、颖容《春秋例序》、高诱《吕氏春秋训解》等四证，则节采杨氏之原说；至于《太史公书》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记的名称，与本篇无涉，不再商讨。兹先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
《史记·太史公自序》；“几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是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是也。再变为《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云“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灭”是也。三变为今称《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者（见《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补）及《太史公》者（见《扬子法言·问神篇》），均属在演变中多种之名称。
《史记》在东汉和帝永元以前，仍普遍称为《太史公书》，王充《论衡》卷二十九《述作篇》云：“《太史公书》，刘子改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王充以章帝章和中卒；又《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云，“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杨终以永元十二年卒（公元l00年），是其明证。
《史记》名称，有介于拟似之间，而后人为从东汉初年即开始者，如《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云“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后引班彪《后传》略论曰：“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班彪传》文所谓司马迁著史记者，为范蔚宗当时叙事之文，《后传》系班彪原文，仍称为《太史公书》，可以证明。又《列仙传》老子传引《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为将军，封于段干”；《西京杂记》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两书经魏晋人附益者多，不能据为定论。
《史记》名称，有谓始于班彪父子者，有谓始于王肃者，有谓始于两晋者，有谓始于《隋书·经籍志》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决定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前后共罗列九证，分举于下。
（一证）汉东海庙碑阴
《隶释》卷二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碑文所谓“事在《史记》”，即指此事，东海庙碑为桓帝永寿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记》之名称，当以此为最早，合下文武荣碑观之，皆石刻中两铁证，故决定《史记》名称的开始，在东汉桓帝之时。
（二证）汉执金吾丞武荣碑
《金石萃编》卷十二，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又云，道“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气，遭疾陨灵，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碑无年月，以碑文辞考之，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武荣年三十六，举孝廉，研究《史记》、《汉书》，当在桓帝初年可知。另以武氏石阙铭其敦蝗长史武斑碑互考之，武荣为武开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7年），武荣碑虽无年月，立在灵帝初年可知。
（三证）延笃《史记音义》
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云，“古今为注解者绝鲜，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案《后汉书》卷五十四《延笃传》，笃以桓帝永康元年卒（公元167年），不言著有《史记音义》，《隋书·经籍志》史部，亦不载此书，知在隋以前即已亡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裴骃《集解》中引有《史记音义》，司马贞两书并举，足证延笃之书，标题可确定为《史记音义》，证之《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索隐·后序》亦云，裴骃又有《史记音义》，可知徐、裴两书的命名，皆摹仿延笃《史记音义》而来。又《颜氏家训·书证篇》，引延笃《战国策音义》，其命名与《史证音义》正同。
（四证）蔡邕《独断》
荡舀《独断》卷上“四代狱之别名唐虞曰士官，《史记》曰皋陶为理”，按《史记·五帝本纪》云，皋陶为大理，蔡吕所引，殆此文也。又按《后汉书·蔡邕传》云，“及董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叹，允勃然叱之，即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狱中”，卓之被诛，在献帝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蔡邕之死当略后数月，邕传死时六十一岁，《独断》成书，当在灵帝末年。
（五证）荀悦《汉纪》
荀说《汉纪》卷三十云，“班彪举茂才为徐今，彪子固字孟坚，明帝时为郎，据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自高祖至于孝武，大功臣绍其后事，迄于孝平王莽之际，著帝纪表志传以为《汉书》凡百篇”。荀说又有时兼称为《太史公记》，《汉纪》卷四十云，“司马子长既道李陵之锅，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其体例与应劭《风俗通义》相同，又按《汉纪·序》云“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其五年书成”，是荀悦此书，成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比较《独断》为后。
（六证）应劭《风俗通义》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三十七）云，“宫车晏驾，谨案《史记》曰王稽谓范睢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官车晏驾，是事不可知也”。严氏本条佚文是从《文选》卷六十《竟陵王行状》李善注辑出，案应劭系节用《史记·范睢传》文。
《风俗通义》佚文（卢文强《群书拾补》第二十八种）云，“由余秦相也，见《史记》，汉有由章至长沙太傅。”（引宋景文公笔记），由余秦相见《史记·秦本纪》，当为本书《姓氏篇》佚文。
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公记》者，如卷一“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窥周室”云云。按所引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賛》，太史公又用贾谊《过秦论》上篇原文。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记》备如卷二“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与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归，归求勇土荆轲秦武阳函樊于期之首，贡督亢之地团，秦王大悦，礼而见之，变起两楹之间，事败而荆轲立死”，按本条盖节引《史记·刺客荆轲传》文。又卷二“谨案《太史记》，秦始皇欺于徐市之属，求三山于海中，而不免沙丘之祸”，本条节引《史记·泰始皇本纪》文。应劭对《史记》又兼称《太史公记》及《太史记》者，盖《史记》之名初经改变，故随手漫书，并不一致。又案应劭当卒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汉书集解条，《风俗通义》成书，当在灵帝时代。
（七证）颖容《春秋例序》
颜容《春秋例序》云（《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有司马迁、扬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尤多阙略，举一两事以言之，迁《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之所从来尚矣”。按《史记·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颖容所讥，当即此文。又《后汉书·儒林颍容传》云，“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左氏春秋》，初平中避乱荆州，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八证）高诱《吕氏春秋训解》
《吕氏春秋》卷十六《先识览》云，“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以其图法归周”，高诱训解云，“屠黍，晋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顷公之孙、定公之子也，《史记》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齐而道死焉”。按《史记·晋世家》云，‘智伯与韩、翅、赵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怒，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高诱盖节引此文。又按高诱，《后汉书》无传，诱所撰《淮南子注》，自序谓成书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吕氏春秋训解》成书，当亦在建安十七年前后。
（九证）高诱《战国策注》
高诱《战国策注》卷二《西周策》云，“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诱注“魏王，《史记》作韩王。，河南“《史记》作南阳”。
卷三《秦策》云，“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蔆水”，高诱注“蔆水，《史记》作陵水”。
卷八《齐策》云“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高诱注，“申缚，《史记》作申纪”。
高诱《战国策注》，据士礼居影宋剡川姚氏刊本写录，按《隋书·经籍志》高诱注《战国策》二十一篇，《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存十篇（《四库全书提要》云，高诱注二至四卷，六至十卷，共存八卷，方符合《崇文总目》之数），经宋人又加续注及枝语，芜杂不清，故有疑为依托者，其实决非伪书，上述三条，经审慎甄别，确为高氏之遗说，试举《秦策》卷四，高诱注咸阳云，“咸阳秦都也，今长安都渭桥西北咸阳城也”，自是汉人语气。又卷九《齐策》，高诱所引《孟子》子哙不得与人燕一节，与今本亦异，高另著《孟子章句》，搜罗必有多本，其非伪托可知。
上述各证始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终于献帝建安十七年，武荣当卒于灵帝初年，传习《史记》，必在早岁，桓帝初年即有《史记》名称，灼然可信。其他如延笃之《史记音义》、应劭之《风俗通义》、颍容之《春秋例》，著者旨无成书年月可考，不得已只引用可考的卒年，是从最低的年限来估计的，他们著书引用《史记》，在桓、灵、献三世，是毫无疑问的。东汉以后，《史记》名称，即已普遍流传，不再研究，唐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仍称《史记》为《太史公书》，是鲁公援用古称，并非唐代的通称。
（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