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明法先秦 · 管仲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