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任法先秦 · 管仲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