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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劄记》第十五章 卷十三 魏齐周隋书并北史· 赵翼

魏书多曲笔  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如孝庄纪建义元年,书“齐献武王(高欢先谥)与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邱。”(北史不书)

  二年,书“齐献武王与上党王天穆大破刑杲于济南,杲降送京,斩于都市。”(北史不书)

  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书“齐献武王以尔朱荣逆乱,兴义于信都。”(北史不书)  又尔朱荣传内,书“河阴之役,荣欲篡立,齐献武王及司马子如劝止之,乃仍奉庄帝。”(北史谓刘灵助劝止之,而不及高欢等)

  此皆深著齐神武之功也。  孝武西迁为西魏,神武立孝静帝为东魏,则于西魏之君臣率多贬词。

  孝武之殂则书“宇文黑獭(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即文帝)僭尊号。”  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赀。”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  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武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

  此皆以其仕于西魏,故肆为诋訾,当时已谓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则其曲笔可知也。

  至孝静帝纪,历叙“高澄无礼于帝,及帝逊位于齐文宣时,与宫嫔泣别,乘一犊车而去。后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等语。按魏收修书,正在文宣时,方谄齐之不暇,岂敢直书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  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后,下嫁杨遵彦。”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彦,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传实系收书,非钞北史之文也。尊彦,杨愔字也,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

  孝武帝与高欢不协而西迁,既入关,因闺门无礼,为宇文泰所酖,魏收在齐修魏书,宜乎详著其丑,乃出帝纪(即孝武帝)并不叙及,但云“帝为宇文黑獭所害。”是犹存讳恶之义,或收修书时,孝武闺门之事,尚未闻于齐故耶?

  魏书纪传互异处

  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明元帝之母刘贵人)“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故后以旧法薨。”

  然考纪传,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纪载“道武将立明元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于是刘贵人死,明元悲不自胜。”

  据此,则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误。

  尔朱荣传

  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

  今按收书,大概著其功而减其恶。  先叙其讨破万子乞真、番和婆仑险、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详悉不遗。  至葛荣作乱,则载其请讨一疏。

  明帝之殂,则载其请诛徐纥、郑俨一疏。

  立庄帝后,载帝加以柱国大将军一诏。  擒葛荣后,载帝加以大丞相一诏。

  又进位太师一诏。  平元颢后,载帝加以天柱大将军一诏。

  及荣死后,又载废帝追赠三诏。

  而于荣肆横无君,逞凶滥杀,及庄帝畏逼,忧祸潜谋杀荣之事,则不甚详,使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

  北史则于讨破万子乞真等小贼,不过檃括数语,其疏与诏,一切删除。(此本北史体例如是,非专略于荣传)而河阴之杀朝臣(魏书谓千三百人,北史谓二千余人)及庄帝杀荣之事,详叙之,历历如绘,自是功罪各不相掩。

  然收书河阴之役,荣杀帝兄弟,并幽帝于别帐,将弑之,已使赵元则作禅文,因铸己象不成,乃还奉庄帝之处。亦终不能稍讳,则亦未大失实也。

  惟荣女先为明帝嫔,荣欲以为庄帝后,帝从祖莹言立之,此事荣传中竟绝无一字,则以此后后为齐神武所纳,故讳之。然则收非曲徇尔朱,乃曲徇高氏耳。  西魏书

  魏自胡太后临朝,孝明帝崩后,尔朱荣起兵,沈太后、少帝于河,立长乐王子攸,是为孝庄帝。帝以荣肆横,手杀之。尔朱兆等称兵害帝,立长广王奕,又以奕诏禅位于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魏书谓前废帝)。

  高欢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未几,帝与欢不协,乃西迁关中依宇文泰,欢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

  按欢废节闵时,会朝臣议,佥谓“孝文不可无后。”故立孝武,天下共以为主。已三年,始西迁,是魏统自应属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废帝、恭帝继之,皆魏之正统也。

  魏收在北齐修魏书,欲以齐继魏为正统,故自孝武后,即以东魏孝静帝继之,而孝武后诸帝不复作纪,此收之私见也。

  魏澹作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是正论。惜其书不传。故西魏文帝等纪年纪事,转见于周文帝(即宇文泰)纪内,幸北史增文帝诸纪,名分始正。而魏书究不得为完书。

  近日谢蕴山藩伯另撰西魏书,以次于魏书之后,诚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详,可称良史。惟列传尚有遗漏:

  如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  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宇文遵、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

  按柱国本尔朱荣官号,荣贬后,此官遂废。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统百揆,元欣皇族,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出则征伐。是诸臣乃大统十六年以前功臣,虽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时魏祚未移,泰亦尚为魏臣,诸人方与泰比肩事魏,则皆西魏臣也,岂得无传?

  又苏绰在魏,仿周礼定官制,与卢辨同事。今绰有传而辨无传,亦属挂漏。

  曾属蕴山补之,未知增入否?

  附谢蕴山答书  谢启昆

  前过常州,快聆麈论(清谈),得慰积怀。昨惠手书,过蒙期许。拙诗复宠以序文,感何如之!

  承示“西魏书挂漏处,极费清心,所有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等。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等。”诚属疏略。

  然断代为书,列传当有限制。尝怪汉之臧洪、陶谦、荀彧、公孙瓒、董卓、二袁诸人,皆未臣魏,陈寿载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后汉书,是也。

  然黄初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汉书,则无此义例矣!  弟为此书之初,搜罗周、隋两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故拙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辈,勋业烂然,亦从删削。然封爵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柱国大将军之制,载于百官考。似可与列传互为补苴,不致缺漏矣。此区区作书之旨,不识高明以为然否?

  大抵吾辈著书,得失参半,一人见识既单,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则疑无从改订。尚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谊。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脱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诸惟鉴原是幸。  答谢蕴山藩伯书

  承示“西魏书断自宇文受禅,而以仆所指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有不能尽入西魏者。”具见斟酌苦心,仆深愧考核未精,妄参末议矣!

  汉以后数朝,皆以禅代为革命,其臣多历仕前后两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断。

  晋武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欲以魏正始为断,王瓒欲以嘉平为断,贾谧欲以泰始为断,后因张华谓宜用正始,其议遂定。

  徐爰宋书旧本,列晋末诸臣及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

  沈约修宋书,以桓玄、焦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合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非宋臣。遂一概删却。

  此皆古人先立限断之法。  足下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可谓扼要矣。然亦有未可尽拘者。

  陈寿魏志,列入汉末诸臣:董卓、陶谦、吕布、二袁、刘表等,诚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寿作三国志时,后汉尚未有正史,而诸臣事多与曹操相涉,不立传则记载不明,故仿史记项羽、陈涉之例,遂列汉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后汉书,而后汉、魏两朝人物,灿若列眉。

  足下西魏书列斛斯椿、贾显度、贺拔胜等传,正用范书例也。

  而范书中有荀彧一传,彧出仕即参曹操军事,始终为其谋主,佐成大业,则听其传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汉朝,阻魏九锡,特入于汉臣内,此又作史者于限断之中,寓变通之例。

  今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虽多宇文泰擢用,其后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则与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时尚不失臣节,其出师尝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礼六官亦必奏而后著为令,非如操之目无汉献也。则与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  况李弼、侯莫、陈顺当周闵帝受禅之年即卒。赵贵、独孤信并以谋杀宇文护而被害。似不得尽指为周臣,而西魏书不列传也。  如以仕周者不终于魏,则有新唐书传赵光允、王处直之例在。

  二人皆唐臣,后历仕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为立传。光允则叙其历官知制诰而止,处直则叙其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犹是唐所授,以后则不复叙也。  否则,有隋、唐二书各传裴矩之例在。

  矩入唐为民部尚书,唐人修隋书,以其在隋朝事迹最多,特为立传。后宋祁以其说曹旦举山东之地归唐,又为立传于唐书。是一人两传,古亦有此例。

  西魏达奚武入周,有迎齐将司马消难、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战沙苑、战河桥、斩齐将高敖曹、败梁将萧循,皆魏朝事也。

  豆卢宁入周,有讨稽胡、刘桑德等功,然其先从擒窦泰、复宏农、破沙苑、平梁仙定、讨乙铁忽,皆魏朝事也。  杨忠入周,有破齐师于晋阳等功,而其先从平潼关、破回洛城、斩齐将辛纂、擒梁将柳仲礼,皆魏朝事也。

  宇文贵入周,但有讨吐谷浑之功,而其先从尔朱荣擒葛荣平刑杲、拒元显,则尚在孝武以前。及从孝武入关,援贺若统、败尧雄、走任祥、降是云宝,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侯上,射中者赐之,贵一发而中,帝即赐贵,且奖谕之,则更为魏帝所宠任者。  窃意此诸人,仍应补传于西魏。但叙其在魏立功之处,而入周后事迹,周书本有传,固不妨并存,似与隋、唐二书传裴矩、赵光允、王处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书也。

  前后五代之人多历仕数朝,最难位置。

  如后五代时,张全义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后唐,则入于唐臣传。

  冯道历仕数朝,居正以其殁于周,亦入于周臣传。终觉未妥,故欧阳修另立杂传以处之。

  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书,意虽严而事未备也。

  且前代各史,凡手创帝业,身未为帝,至其子始禅代者,皆听其入新朝纪内,而前朝不复立传。

  如后汉书不立曹操传。

  魏志不立司马懿父子传。  后魏书不立高欢传是也。  今西魏书以宇文泰为西魏功臣之首,特为立传,此与后周书立杨忠传,同一卓识。泰既立传于西魏,而与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遗之,转不免留全书之缺矣。

  承谕“著书必资友朋订正。”此诚大人先生虚怀集益之雅量,故仆敢再进瞽说,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

  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今乃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此盖用魏澹之例。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澹书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又以道武诸帝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善终,杀主害君,莫知名姓,则乱臣贼子将何所惧?今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云)  推原其故,盖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幸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巳,帝崩于显阳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画一。

  又晋书苻坚载记“坚遣俱难、邓羌等讨涉翼犍(即魏书什翼犍),涉翼犍战败,遁于阴山,其子翼圭缚父以降,坚以涉翼犍荒俗未知礼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于蜀。”此事魏收书本纪既不载,北史亦不书。

  昭成帝为其子实君所弑,魏书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则云“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

  道武为清河王绍所弑,魏书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则云“清河王绍作乱,帝崩。”

  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魏书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年四十五。”北史则云“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

  献文为文明太后所害,魏书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于永安殿。”北史则书“文明太后有憾于帝,帝崩。”

  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孝武帝即出帝后,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

  北史改编各传  北史编次各传多有与正史异者。

  魏、齐隋俱有外戚传,北史以魏之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齐之娄睿尔、朱文畅、郑仲礼、李祖升、元蛮,隋之独孤罗、萧岿,各附其家传。惟魏之贺讷、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惠、高肇、胡国珍,齐之赵猛、胡长仁,入外戚传。

  (周书无外戚传)

  魏书文苑传,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北史惟取子升,其余各附其家传。

  齐书文苑传,有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余亦各附其家传。

  周书无文苑传,北史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弟之仪。  (之推本在北齐文苑内,后又仕周,故北史编入周代)

  隋书文学传,有刘臻、崔儦、王頍、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则取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虞世基、许善心、柳、明克让为文苑传。而崔儦、王頍、孙万寿各从其家传。

  魏书有孝感传,赵谈、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允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也。

  周书有孝义传,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也。

  隋书有孝义传,陆彦师、田德懋、薛浚、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隽、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也。北史则以赵谈、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入别传及家传,其余作孝行传。

  魏书艺术传,晁崇、张胜、殷绍、王早、耿元、刘灵助、江式、周澹、李修、徐謇、王显、崔彧、蒋少游也。  齐书方技传,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也。

  周书艺术传,冀隽、蒋升、姚僧坦、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也。

  隋书艺术传,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元、许智藏、万宝常也。北史则以江式、崔彧、冀隽、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列传,又增沙门灵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以陆法和、徐之才、何稠共为艺术传,其余入别传及家传。

  魏书酷吏传,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也。

  齐书酷吏传,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也。

  周书酷吏传,王文同也。

  北史则以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各从其家传,其余入酷吏传。  北史全用隋书

  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之处。惟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

  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照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钞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

  文帝杀宇文诸王:周书谓“诸王皆以谋执政被害。”而北史则第书“诛陈王纯、诛代王达、诛滕王逌。”一似有罪而伏法者。

  静帝之殂:帝即位后,封静帝为介国公,年方九岁,开皇元年殂。周书谓“隋志也。”而北史但书“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谥曰‘周静帝’。”一似善终而加以恩礼者。

  其于文帝之崩:书“帝疾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欷歔,崩于大宝殿。”又载遗诏一篇,有“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炀帝纪亦但书“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而炀帝使张衡侍疾致毙,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即张衡传亦不著其弑逆,但载“其赐死时,自言‘我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杀之。”而已。惟于宣华夫人传“文帝以太子广无礼于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杨素急以白太子广,广遂令张衡入寝殿,令夫人及后宫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则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也。

  隋书书法承历代相沿旧例,尚不足怪。李延寿自作私史,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必有所瞻徇?乃忌讳如此。岂于隋独有所党附耶?抑隋书本延寿奉诏所修,其书法已如此,故不便岐互耶?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胡卢,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

  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

  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许善心神雀赋,隋书全载原文,北史但记其事,而不载其赋。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

  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今即以北史与魏史校对:  如魏书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台,宋将王景度弃城走。八年克虎牢,获宋将毛德祖等。(此事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书书“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书。)

  太武帝神麚元年,宋将王仲德寇济阳,王元谟、竺灵秀寇荥阳,魏兵击破之。四年,安颉平滑台,擒宋将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济至历城而还。(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书书“滑台复为索虏所陷,檀道济引兵还。”)

  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浊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将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斩宋将刘坦之于汝东。宋将萧斌之寇济州,王买德弃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谟寇滑台。帝南伐,遣长孙真率骑五千赴之,元谟、斌之皆遁。乃命诸将并进,宋将臧盾拒守,燕王谭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悬瓠。车驾至淮,斩宋将唐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惧,献百牢,请进女皇孙以求和,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北史俱不书,但云“帝南征,命诸将分道并进,所至城邑皆下,起行宫于瓜步。宋文帝遣使进百牢,并请进女,帝许和而不许婚。”

  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齐将崔文仲陷寿春,崔慧景寇武兴,魏诏元嘉等南讨,破齐将卢绍之于朐山,又诏冯熙等出正阳,贺罗出钟离,诸将击破齐将桓康于淮阳,俘三万余人。北史亦不详载,但云“元嘉破齐军,俘三万口。”十三年,齐将陈显达陷醴阳,左仆射穆亮讨之。十五年,齐兵寇淮阳,太守王僧隽击走之。二十一年,帝留诸将攻赭阳,自至宛城克其郛(外城),至新野,筑长围困之,大破齐将于沔北。二十二年,齐将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弃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将房伯玉出降。齐将裴叔业寇涡阳,诏郑思明救之。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寇颍州,诏元英讨之,显达陷马圈,车驾南伐,显达遁走。北史皆不书。

  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将姜庆真陷寿春外郭,州兵击走之。统军刘思祖大破梁兵于邵阳,擒其将赵景悦等。元英又破梁将王僧炳于樊城,又破梁将马仙鞞于义阳,拔之。北史皆不书,但书破马仙鞞一事而已。二年,邢峦擒梁将范始男等,王足斩梁将王明达等,薛真度又破梁将王超宗等。北史俱不书,但云“频大破之。”是年,又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三年,梁将王茂先寇荆州,诏杨大眼讨之,斩其将王花等,茂先遁,追至汉水,拔其王城。梁将张惠绍陷宿豫,韦睿陷合肥,诏尚书元遥南讨,奚康生破张惠绍,斩其将宋黑,中山王英破其将王伯敖,邢峦破其将桓和于孤山,诸将别克固城、蒙山,兖州平。邢峦败梁兵于宿豫,张惠绍弃宿豫,萧昺弃淮阳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军于淮南,梁临川王宏等弃淮东走,遂攻钟离。四年,钟离大水,英败绩而回。北史皆不书,但书“命中山王英南讨,破梁将王伯敖,及围钟离,因大水败回”而已。淮阳之役,临川王宏大兵逃回,实两国大事,乃亦不书。

  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三国志书法亦同),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钞誊,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

  即如齐神武纪“神武围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乃班师。”而周文纪,谓“周文闻齐神武至玉壁,乃出军蒲阪,神武即退。”是西师未尝不敢出也。

  芒山之战,齐纪谓“神武大败周文,俘斩六万。会有军士奔西军,告以神武所在,西军尽锐来攻,神武几为贺拔胜所获,仅而免。”是东军先胜而后败也。周纪则云“齐神武阵芒山,数日不进,周文率军夜登山,未明而击之,神武为贺拔胜所逐,仅免。而赵贵等五军居右,战不利,齐神武合军再战,周文又不利。”是西魏军亦先胜后败。

  两纪相校,则周纪少叙先为东军所败,一似齐纪,又少叙再战而败西军一节,致不相合。且齐神武奔脱后,合兵再战,周文不利之处,应叙于齐纪以夸胜,乃反叙于周纪,而齐纪不书。此战之后,齐纪谓“神武遣刘丰徇地至宏农而还。”周纪谓“齐神武自至陕,达奚武御之,乃退。”亦不相符。

  可见作史之难,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

  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处。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为齐攻魏也。忽于正始三年,书“陈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书则景明三年,书“伯之来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则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较为明析。北史不书其降魏一节,殊无来历。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书,然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何以又书也?  北史与魏齐周隋书岐互处  北史与魏、齐、周、隋各史比对,大略相同,间有小异处,今为摘出:

  魏书“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岁(曹)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则谓“遣文帝如晋,是岁晋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陈留王年号,魏书以属魏,从其名也,是时权已在晋,北史以属晋,从其实也。

  魏书:凡宗室皆系以元姓,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时事,道武以来,固未尝有此,乃以后来所改之姓,追叙于未改之前,殊属倒装。北史则书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较为得实。  尔朱荣河阴之杀朝士,魏书谓“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谓“荣妄言高阳王雍欲反,故杀之。”

  周书杨忠传“忠从独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奔梁,后从梁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是奔梁后方归西魏也。北史云“东魏之逼忠与信,俱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则删却奔梁一节,未免过求简净之失。  其他与正史稍有岐互者:

  魏孝文南伐,魏书“步骑百余万”,北史作“三十余万”。  齐文宣逼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奏,请静帝法尧禅舜”,北史作“襄城王昹”。

  西魏克南郑,周书谓“梁萧循降”,北史作“萧修”。

  周书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

  弘农之战,周书谓“斩东魏将李徽伯”,北史谓“擒李徽伯”。

  此皆稍有差异之处,延寿自序谓“正史外又勘究杂史千余卷。”故有此改订也。

  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

  周书文帝纪内“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围玉壁,不克,以疾班师。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废魏孝静而自立。”北史周纪皆不书,以是时周文帝尚为魏臣,诸事皆书于魏史故也。

  隋书文帝纪,专叙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于周室之处不叙,以周书已立忠传也。北史则于周代不立忠传,而以忠事叙于隋文纪内。

  周书文帝、孝闵帝、明帝三本纪,各为一论。北史则三帝合为一论,而论词仍檃括周书三论用之。

  周书武帝、宣帝、静帝纪,各为一论。北史亦檃括其语为一论。

  至如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则全用隋书,一字不易,惟文帝论开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字,换以“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

  北史纪传互异处

  隋书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  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

  周书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洒肴赴之也。

  周隋书各记所记,故不同如此。北史则延寿一手所成,乃此等处全钞旧文,初不检点,遂亦岐互。

  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江都之难在大业十四年,而隋书及北史只书十三年者。  缘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奉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炀帝大业之号已从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应遵本朝之制,以义宁纪年,而炀帝之被弑,转书于义宁二年之内。

  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帝,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  汉书高帝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号,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颜师古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国志王肃议曰“汉总帝王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者。高祖时,其父见在,而使称皇,则皇是稍轻者也。”裴松之注“汉祖尊其父为皇,其实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实稍轻也。”

  其以天下传子而称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载共十四君,今记于左:

  按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实内禅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称,故不列也。他如晋司马伦迁惠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皆僭乱革易时事,名同而实异,更不可列入内禅之内也。  吕光(后凉)即天王位,年号龙飞,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帝。(晋书载记)

  后魏(北魏)献文帝即位后,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七年,年十七,即内禅。使太保陆馥、太尉源贺奉皇帝玺绶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是为孝文皇帝,时年仅五岁)群臣奏曰“昔三皇之世,淡泊无为,故汉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几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帝乃从之,遂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仍以奏闻。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后改称宁光宫。其后讨蠕蠕、拾寅等事,献文帝仍躬御戎车。承明二年崩,年二十三。(魏书)  北齐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八岁),以天文有变,太史奏当有变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虽贵为天子,未是极贵,按春秋元命苞‘乙酉之岁,除革旧政。’今太岁在乙酉,宜传位东宫,应天道。”乃上魏献文帝禅子故事,帝从之。(祖珽传)乃传位于皇太子纬,是为齐后主。(时年十岁)大赦改元,百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北齐书本纪)然是时,武成帝仍往来晋阳、邺都,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后主天统四年崩,凡为太上皇帝四年。(北齐书)

  后主纬,隆化二年(时年二十一),自晋阳战败回邺,以周师日逼,乃传位太子恒(时方八岁),改隆化二年为承光元年,尊后主为太上皇帝。后主先走青州,幼主亦东走,又禅位于任城王湝,以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不数日,父子俱为周所执。(北齐书)

  后周宣帝以大象元年(时年二十一),传位于皇太子衍(时年七岁),诏曰“朕以寡薄,只承鸿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二之心,兴隆国本,用宏天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协无疆之庆。朕今传位于衍,乃眷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传子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谅朕意焉。”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皇帝衍称正阳宫,朝廷政事,仍宣帝处分。大象二年崩,年二十二。(周书)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乃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是岁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新唐书本纪书法如此,但言“皇太子即位”,而不言“高祖传位”,以见其迫于势之不得已也。以下皆唐书。)

  唐睿宗在武后时已立为帝,后中宗归为帝,睿宗仍为相王。中宗为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弑,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睿宗子)率兵讨乱,诛韦氏及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立为皇帝听小事,自称太上皇听大事。明年诏归政于皇帝,是为玄宗。

  唐玄宗享国既久,尝欲传位于太子,杨国忠等甚惧,使杨贵妃衔土祈哀,乃不果。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帝避乱至马嵬,太子从行,父老请留太子讨贼,帝许之,遣寿王瑁及高力士谕太子,太子乃治兵于朔方。因裴冕、杜鸿渐等请,遂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遣使奏闻,玄宗遣韦见素、房管、崔涣奉皇帝册至灵武。肃宗复两京,至德二载,迎玄宗归至咸阳,备法驾于望贤驿,玄宗御楼,肃宗紫袍,望楼拜舞,玄宗降楼,抚肃宗,肃宗泣辞黄袍,玄宗自为衣之,肃宗伏地固辞,玄宗曰“天下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残龄,即汝之孝也。”肃宗乃受,玄宗居兴庆宫。乾元元年,玄宗入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受命宝及符册,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又上玄宗尊号曰“圣皇天帝”。上元元年,肃宗病,李辅国矫诏迁玄宗于西内。宝应元年,玄宗崩。

  唐顺宗即位,病喑,乃立广陵王纯为皇太子,命权勾当(担当)军国事。明年,立为皇帝,是为宪宗,而顺宗称太上皇。元和元年,宪宗上尊号曰“应干圣寿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寻诏皇太子嗣位,自称道君皇帝,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靖康元年,徽宗避金兵至镇江府,金兵退,还京师,明年,金人以二帝北行。(以下皆宋史)

  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访太祖子孙“伯”字行内者育于宫中。绍兴二年,得伯玖,赐名瑗,后封普安郡王。三十年,立为皇子,更名玮。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玮从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弑,金兵退,高宗自金陵归。三十二年,立为皇太子,改名(慎)。高宗久有传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即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趋避殿侧,高宗勉谕再三,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毕,高宗还宫,百官移班殿门外,拜诏毕,复班殿廷,内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即位,是为孝宗。孝宗是时犹侧立,不敢坐,内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称贺,孝宗遽兴,宰相升殿固请,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当。”高宗即驾往德寿宫,孝宗步送出祥曦门,冒雨掖辇,至宫门不止,高宗麾谢再三,令左右扶还,顾曰“吾付托得人,无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寿宫,百官月两朝。高宗诰“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孝宗终身备极孝养,两宫无纤毫闲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凡为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丧。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诏“传位皇太子,以德寿宫为重华宫。”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百官称贺毕,内侍请太子坐,太子固辞,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光宗。光宗是时微坐复兴,丞相率百官贺礼毕,枢密院奏事,光宗仍立,听班退。孝宗反丧服,御后殿,光宗侍立,寻登辇,同诣重华宫,光宗还内,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

  宋光宗绍熙四年七月以后,因疾不能朝重华宫,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后,亦不能过宫行丧,乃立子嘉王为皇太子。赵汝愚密请太皇太后于禫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至日,众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黄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须臾,催仗讫,百官班定,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宁宗。宁宗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寻诏“以秋暑,太上皇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庆元六年崩。

  明英宗土木之变,陷于也先,皇太后谕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英宗弟)辅之,代总朝政。后议者谓时方多难,宜立长君,皇太后亦遣太监金英传旨郕王,宜早正大位。于是郕王即帝位,是为景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也先送英宗归,景帝奉迎之,礼甚简,将至京,始备法驾于安定门外,英宗自东安门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己意,逊让良久,乃送英宗于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后群臣请朝英宗万寿圣节及元旦,景帝皆不许,已又废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皇太子,又杀侍英宗之太监阮浪等。皇太子见济寻卒,御史钟同等请复储,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树,英宗危甚。及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贞等迎英宗复位。(明史)

  以上皆历代太上皇故事。

  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唐、宋则名分典礼各著称史册。然洪容斋谓“唐四君:顺宗以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传位,发于诚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两朝,为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确论也。然南宋国仅偏安,嗣君又非亲子,究不得为大全。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至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然帝非汉人,亦不得为大全)